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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师遗恨》序(钱刚)
发表日期:2007/4/30 2:07:00 出处:原创 作者:钱刚 发布人:tlf 已被访问 601

 

 

作者简介:

高崇炳,笔名高昌,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99届学员,担任文学创作班班长。甘肃省文学院一级签约作家。汉族,中共党员,四川南部人。一九四八年生,一九六六年参加工作。现为吐鲁番地区作家协会主席,《吐鲁番》杂志主编,吐鲁番地区文联副处级干部。出版和发表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额敏王传奇》、散文集《丝路寻荫》、诗集《眺望二十一世纪》、《履痕》、《高昌诗选》、电视连续剧本《边城风云》、长篇历史纪实文学《汉代西域名将》、《唐代西域名将》等一百多万字。在国内获各项文学奖。在《诗人世界》、《中华讯报文学副刊》、《中国西部文学》、《新疆文艺界》、《新疆经济报》、《新疆作家》、《吐鲁番报》、《吐鲁番杂志》、《吐鲁番电视台》、《西部发展报》等全国、省、自治区和地区十余家报刊进行专题报道和评论,其名在新华社中心社人民网中国作家网文艺报文学报等全国二百多家媒体传播。其名录被加入多部大型辞书中。

一部跨越千年的传奇

一部西域厚重的历史

诠释古代文明的画卷

记录开疆拓土的伟迹

 

作品简介

本篇小说前不久刊登在《甘肃文学网》上,本篇小说已有节选部分约五千字于2007年3月22日登载在《西部发展报》中的《西部周末》第八版面中刊载。整个版面的上半部为该文,整个下半部则为当代著名诗人青年评论家钱刚的长篇评论。

长篇小说《车师遗恨》约有20万字,讲述的是发生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以西汉建国为开端、西汉初期统一西域,至设立西域都护,完成国土统一,民族融合的故事。

这篇小说如搬上银幕,不仅仅是再现了两千年前西域一带的历史面貌,更为精采的应是两千年前西域民族独具一格的风情特色。

应广大网友要求,并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将在本网站陆续刊登部分章节。欢迎广大网阅读并发表评论。

该部作品将由作家出版社在今年七月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

 
 
 
 

 

 
 
长 篇 小 说(选 载)

车 师 遗 恨

 作者:高  昌 

 

 

历史结构与现实情感的互文选择

——《车师遗恨》序

◆钱刚

高崇炳先生是一位老作家,在长期担任文联领导、杂志主编、做青年作者的培养工作的同时,潜心于地域历史的研究和诗歌、小诧的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额敏王传奇》、散文集《丝路寻荫》、诗集《眺望二十一世纪》、《履痕》、《高昌诗选》、电视连续剧本《边城风云》、长篇历史纪实文学《汉代西域名将》、《唐代西域名将》等一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可谓是硕果累累,尤其在西域史和历史书写等方面有着极大的影响。其新著《车师遗恨》故事结构紧凑,读来耐人寻味,有着丰富的历史回忆与理解,无疑在当下的历史感淡漠和历史知识异化中升腾出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意识文化倡引,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材。

长篇小说《车师遗恨》讲述的是发生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以西汉建国为开端、西汉初期统一西域,至设立西域都护完成国土统一、民族融合的故事。小说构架了以张骞通西域开展外交攻略行动为起首,围绕西汉王朝争取西域统一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艺术化再现,凸现了作者在西域这块热土上对地域文明、民族文化充满着极大的历史震撼力的情感投向,特别是将西汉初期的统治者对匈奴及西域所采取的不同政策隐笔于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的历史事件中,对现代中国有着极强的社会指涉力。

《车师遗恨》紧紧围绕初汉与匈奴五争车师这个重大题材,不仅写到了民族历史、地域风貌,更重要的是精彩地描写出了汉将赵破奴、王恢、郑吉、司马熹等人为开拓西域疆土,与匈奴浴血奋战的历史想像。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刻画了右贤王的狠毒、乌贵的狡诈、军宿的胆小怕事、昆兜莫的无奈等各具性格特征的历史人物,作品通过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再现了那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激情往事,借用历史的实战演变和人性在历史事件中的不同呈露潜喻了历史性在现实中的在场意识。重笔书写了分裂与反分裂的历史斗争,小说在对民族分裂和统一的阐释和解说中透视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立场,具有极强的爱国精神。张骞出使西域十八年不悔,李陵降匈奴,卫青的发迹,郑吉百折不挠地对于车师的收复以及上述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对于民族团结、维护统一所做的努力,汇集成的爱国热忱,最终在沉重的历史表达中为世界整体主义背景寻找到一个相应与现代、未来契合的历史经验、给现代中国各民族文明归属给予一个文本下的“共同的历史想象”,憧憬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关系和地域关系的建立。正是这种严肃的命题,决定了作者的情感倾向。虽然在这里强调的是皇权,但这种皇权意识的行为者并未体现在具体的身份指认中,作者只是借历史的阶段进步制造革命的力量,挖掘出更宽泛的华夏文明统一意识,以期获得大众共同的民族情结,通过对历史题材下历史事件的英雄化色彩的深度对接,以文学的人性本指为前提呼唤出新的唯物史观,从而完成“华夏民族”乃至“世界民族”的意识自觉,进而完成对传统文学的固守和发展突破,以革命性的书写推动宏大历史严肃题材作品的崇高苏醒,从而达到对历史的戏谑和丑化区别表达,以历史的原貌复原来反思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旋意识的浮躁和浅薄。实际上也就是说,作者拿起了历史的匕首来刺向当下历史理解对历史奴化、戏化的暗流,形成强烈意识形态认知,呼喊历史心理沉淀的传统审美的回归。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中曾经提出“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价值评判标准。作者在《车师遗恨》中对历史点的详解和介入,旨在于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具体心理考察形成整体的现代社会意义下的审美价值取向,通过历史来凸现对历史的现实性的创造,借力于文学的故事性和丰富的阐释性来完成表达思想从艺术标准到政治意识的过度和升华。丰富的血肉经脉透过文学的特殊概括性以及衍射的综合价值来整体实现对现实当下的关系的重新编码。例如“公元前133年六月,以韩安国为护军将军,护李广等四将军,发车骑步、官兵三十余万,诱击匈奴,无功而返。公元前127年春,匈奴进犯上谷、渔阳等地,汉武帝派遣卫青等击之,驱逐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夺取河南地,置朔方郡。公元前124年春,匈奴右贤王数次侵扰朔方,汉武帝派卫青率骑兵三万,护四将军兵,又别遣两将军,共计十余万人迎击右贤王,大获全胜。公元前123年三月,又派大将军卫青统六将军攻击匈奴。四月,再次发动进攻”透过历史时间下事件的列陈体现的是国家利益的想象表述,而又通过汉武帝对匈奴用兵到汉宣帝的和柔政策的再次推行,总体表达的是历史和大众群对于安定生活向往。在书中这些表述是以历史的发展需求为标尺,淡化了战争作用是皇权下个人欲望满足的结果指向,有意地强调了历史归属潮流的不可阻抗。再如,郑吉在对车师王以及匈奴的斗争中所涉及的策略,已不仅仅是个人智慧的表达,在这里的郑吉所代表的符号都是以历史的政治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为实笔,自觉地以“革命的态度”(当时的汉王朝政权代表的是一个先进的统治群体)去分析历史与民族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以大量的历史事件契入对当下民族分裂的现代性话语批判的指向,因此这种指向具有了明显地现代性实指性,是在人类群体普遍社会责任下降的当时来重新确立对于社会责任和历史崇高意义的再启蒙,因此在故事的可读性和审美中强调了对于社会的分析和价值归回寻找。

基于以上的价值场的确立,《车师遗恨》在社会、历史、民族等方面的审美倾向中完成着思想性的融合和传达,将历史的抽象化、概念化丰富为一个个鲜活灵动的具体形象和细节,从具体鲜活形象历史想像复原中力图建立一个合法而核心的具有社会性道德价值效果的审美点,从而遵循严肃的写作状态来疏离和拒绝当下文学观念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颠覆和诋毁,在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中发掘出文学对于人类(社会进展)所潜隐的导向意义。

从严肃的社会价值取向意义上讲,《车师遗恨》的表达构成了历史的诗性想像,弥合了历史知识的阅读趋向,以历史场景作为故事的结构对现实社会进行政治喻意上的哲学架构,以历史的阅读来阐释或者期予对现实的再次解读的认知。作者从当下的主流中走出来,目的是在于实现文本对现实关照下的历史崇高感,执著于历史事件对于现实的指导,表现文化意识形态在普泛生活中的存在可能。作者以历史喻指当下,以汉朝的繁荣昭示现代中国的起,显然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纷杂的历史事件无一不在流动着文化精神下的历史感对于现代社会价值确立的召唤,从历史人物(包含上层人物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匈奴可汗、车师王到中层的张骞、霍去病、李广利、郑吉,再到下层的普通人民的精神行为)身上传述出历史统一的不可逆转性和各层人民对安定幸福生活的向往,其主体的叙述意识包含着作者对中国下社会价值的选择性理解。

选择对于历史史实的坚守和重写意味着对于现实的负责态度,作者以史为笔写出了一个真理:一个文明和发展的时代,意味着民族的融合团结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才有大尺度去衡量社会的精神价值的存在。“考古工作者发现,虎纹装饰是姑师人所喜好的。出土的金属装饰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虎的形象。和《穆天子传》中最脍炙人口的记载,要算周穆王和西王母在瑶池相会了。不少学者认为西王母部落在今和阗一带,这是拘泥于《穆天子》传中的方位,这里只记载和阗产玉的现实,但是只要你去和阗一带的昆仑山上走一走,并找不到这样一个风光秀丽令人留恋忘返的高山湖泊。还有的学者认为西王母部落在今哈密一带。”这样夹着历史地域表达的苍穹呼唤交映着例如修建交城河的美丽凄绝地传说无疑是作者想利用历史考证和历史灵魂的互文完成对现实征象的栖身,汉朝统一多民族社会的巩固,意味着华夏文明的完全确立,作者强调历经近百年的中华民族融合的成熟显现的是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力。在民族统一的历史流动和变化中寻找对当下现实社会的参照力量,在复杂的历史观照中,使我们更为清醒的认识到,只有在现代社会这个稳定团结的局面下,民族问题才能消解,才能消除人和地域之间的的各种壁垒,人民群众生活的安定幸福,意味着社会与文化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从而推动社会现实的发展。

任何一部成功的作品,无论是采用何种写作倾向,都离不开对历史条件下现实的反思,《车师遗恨》更是以深婉磅礴的笔调为我们描绘了西汉初期汉王朝融合西域的气势和宏大结构。“颂古并非怀旧,也不全是个人感情的流露,我们必须了解历史,尊重历史,因为中华文明史历经五千年,是世界历史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决不能背祖忘宗。……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外来的先进经验。一个民族,如果只能固步自封,因循守旧,那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所以,我们要学会海纳百川,不断地吸取别人的先进经验,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才能进步。”从文化思绪的彼岸中深入到现代意识,我们体察到作者在历史追求和历史责任感的倡领中发现历史的进程蕴藏的未来意义,现实总是与历史事件形成着某种暗含的联系,循依着特定的文化力量、新的历史反恩不断进步着和完善着的意识形态/文化权利,形成不断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精神向导力量。历史背景所照耀的文化状态正是我们现在正在完成的社会和谐社会构建的文化基础,从历史中翻阅更容易使我们获得某种体悟。历史的温暖中,感受到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在历史多样性的主导下完成对历史的辩证认识,从历史的情感书写中对应理想化的现实场景,以故事的延展来丰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振兴。通过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书写实现道德价值追求因此面对着日益个人化的、私欲式的审美阅读时,能够有《车师遗恨》这样宏大叙事作品的出现,无疑是在以深厚的内容、犀利的笔锋、深度的思想、精致的语言为我们打造着一种沉甸甸的历史之卷,是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严肃挺进或者坚守的一种象征。

《车师遗恨》批判了中国历史上的“游民意识”,唱出了一首民族团结的赞歌,是对民族力量融合的获取,综合一个华夏民族的现实合法性问题,作者多次提及的汉朝的几个统治者无不怀抱民族情感和社会发展之心都是,高擎着民族统一的旗帜。“汉此时与乌孙,大宛,康居等国交好,往来频繁,匈奴就唆使楼兰、车师两国扣留汉派往西域各国的使臣,抢掠来往的商贾,企图隔断汉与西域各国的友好交往。……而首任都护的人选,汉宣帝权衡了再三,决定由郑吉担任,消息传来,交河城沸腾起来,人们相互奔走相告,传递着喜讯。……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谈说着,话语中充满了对郑吉的赞扬。”这种民族的畅和的细节摹写中融入的是一种高蹈的爱国情怀,文本的叙述中深深地流淌着中华文化相连相承的民族力量,是民族的融合意识形成进步的意识形态价值,强化国家整体的文化意识。由此小说对于民族问题和社会发展的解说也就昭然文中,汉朝之所以在艰难的历程之后能够长时期的维持稳固的政治统治,是与其采取的民族“和戎之术”密不可分的,比如文中写到;“西汉与匈奴对于车师的争夺以及结果,为汉立西域都护创造了客观条件,西域都护的设立,则是新疆正式列入了汉朝的版图,成为我国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类似穿插在小说中的夹议,在文本叙述中隐含着对于历史民族问题的重返,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在我们面对着文化身份的认同。华夏民族文明自周朝建立礼制到汉武帝对匈奴的用兵,首先是对于中国古代各部族民族同源的身份指认,作者借以用车师之王争来反映民族以华夏部族为核心,实现融合,其所指的也是民族问题在当今是一个内部的问题,而决不是遗留的问题,作者对于民族历史的反刍和回归,所倡导的也是华夏文化价值的重要取向,作者之所以借用汉朝——这个历史上多民族统一封建制国家的融合和对世界民族(大食、安息黎轩等诸多中西亚,甚至欧洲国家)的交往史来强调的是民族已经在此刻达到了成熟的融合期,自此后形成了华夏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和稳定的民族基础,作者强调自汉武帝对匈奴的用兵到汉宣帝时采用各种方式招抚车师都是从制度上强化华夏民族的统一意图和文化一体的认同,这也决定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走向。文中不仅涉及了匈奴、羯人等多种民族,对民族习俗做了别致的叙述,而且在民族意识中种入了统一的文化意识,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旗帜的举起和文化力量的强盛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汉朝所采取的民族问题策略,以及民族战争、怀柔政策的相错实施,不仅强化了民族之间的融合过程,加强了民族间的交流,而且有效地缓解和消除民族矛盾。

这种对民族关系真诚的写作弥合,无疑是在民族特异中的一种“守成”,一种现实民族化的抒情,直接在民族融合、车师、大宛君臣在汉朝与匈奴的夹缝中的归来与反归来的斗争,无不荡漾感染着我们的华夏情感,而这无疑是以历史现实的穿透力,致力于以历史书写记录者的身份去思考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关系,凭借着民族力量对某些民族分裂势力和民族粹化思潮的有力反

数几十度春秋鬓添双白,写千百年西域文成葩红。崇炳先生对于地域文化的坚守无疑是在基于历史,又在不断地超越历史,是在进行对历史智慧灵感的掘取。崇炳先生嘱以为序,我浅识薄,谨赘言几句对《车师遗恨》的一些读后体会,权作对作者及《车师遗恨》的崇敬之情和阅读后的一些感受和触动。希我们华夏的子孙和各民族儿女能够善待历史,在历史的责任承受中与时俱进,不断地发掘出那些在生活中无尽闪亮的善与美来。

丁亥年正月于红古怒斋

此文原刊2007322日《西部发展报》周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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